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。如何理解市域这个概念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路径选择有哪些，是我们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当下，新冠肺炎疫情震动世界，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战疫”，为市域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样本，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市域社会治理的密码。

　　一、市域及市域社会治理

　　作为一个全新的名词，学术界对于市域有不同的理解，主流观点是将市域视为设区的城市的行政区域和层级（包括副省级城市、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）。这些城市往往以市区为中心，辐射带动一定数量的乡村。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发挥市一级党委政府的统筹谋划作用，通过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组织体系、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能力，形成市——区（县、市）——乡镇（街道）权责明晰、高效联动、上下贯通、运转灵活，党委、政府、社会、公众等多方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体系，继而在全市域范围内构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：治理理念现代化、治理体系现代化、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三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，缺一不可。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只有市域社会治理实现了现代化，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才能达到理想状态。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，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提升，城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。与此同时，城市也成为各类矛盾风险的产生地、聚集地、爆发地。本次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发现地武汉就是一个典型。作为湖北省会，九省通衢的武汉市是一个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。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如同一面镜子，映射出一个城市整体性治理水平，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城市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得与失。

　　二、突发疫情是检验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的试金石

　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建设事项，而公共卫生安全恰恰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，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，防控难度极大。举国参与的“战疫”，表面看，是一场与公共卫生有关的疫情应对，实质是对市域治理能力的全方位考验。涉及党委政府的决策水平、信息公开程度、媒体监督状况、干部素质、社会动员能力等多项内容，是市域治理能力的一次大展示。当中央明确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纳入乙类管理、甲类控制以后，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迅速行动，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战，形成了各地市域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、联考。在疫情应对中，涌现出了很多感人事迹，白衣天使慷慨赴国难的奉献精神，全国支援武汉、支援湖北的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的团结奋斗精神，世界为之瞩目。面对重大疫情考验，各地各级党委政府提交的答卷绝大多数是令人满意的，但也有个别市域表现受到社会质疑，以湖北省武汉最为典型。所暴露的问题有：党委政府思想认识不到位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，疏于防范；对早期疫情信息公开不及时，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期；对感染人员排查不到位，社区防控网没有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；有的干部作风不实，填表格“抗疫”等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问题比较突出；医患供需不平衡，很多感染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；湖北省和武汉市红十字会表现欠佳，捐赠物品统计、分配、运输混乱，资金等拨付不及时；城乡联防联控力度不足，导致疫情由中心城区向广大乡村蔓延……实事求是地讲，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偶然的，是长期累积的各种弊端同时大暴发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三、“战疫”成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

　　在社会转型期，城市治理的风险点越来越多。我们经常讲危机，就是危中有机会。机会是什么？就是通过疫情应对，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中央精神，全面反思市域社会治理能力，分析差距，找出不足，采取切实有力措施，补足短板，将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。

　　必须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市域治理理念。人民是党的根基、力量之源，应对重大社会治理挑战，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。疫情防控如此，其它社会治理也应坚持这一价值导向。有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这要求市域党委政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，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

　　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体系。如前文所述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，就是形成市——区（县、市）——乡镇（街道）权责明晰、高效联动、上下贯通、运转灵活，党委、政府、社会、公众等多方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体系。这一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特色在于：首先，发挥市一级党委政府的综合统筹协调作用，对辖区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；其次，治理结构优化，在放管服改革中，市域社会治理重点下沉、权力下放、资源下移，决策科学、执行有力、监督有效。再次，多元共治共享。新的社会治理体系突出强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，认为这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。正如本次疫情应对所展示的，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，没有人民战争，单靠党委政府很难战胜这场疫情。

　　全面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。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内容很多，从这次疫情应对效果看，以下几种能力的提升刻不容缓：一是公共卫生重大疫情处置能力。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安全生产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应对体制机制。但对于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疫情，应对能力明显不够。本次疫情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。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，充分说明市域公共卫生安全应对能力亟待提升。在疫情的科学判断方面，虽然建立了疫情直报系统，但由于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特点认识不足，加上地方陈旧的维稳意识，使我们错过了疫情应对的黄金期。还有，应对公共卫生的人员、物资等储备不足。在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，我们看到，湖北和武汉卫生防护物品短缺严重，一些医护人员因此感染；快速诊断能力不够，一些已经受到感染人员由于没有核酸测试不能入院；口罩等防疫物品的缺乏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。一方面是产能不足，供给有限；另一方面正值春节假期，一些工厂停工、停产。平时贮备不足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。

　　二是社会动员能力。社会动员是衡量市域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。重大疫情要求市域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。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。在这次重大疫情应对过程中，党中央统一指挥、统一部署，全国支援武汉、支援湖北，一省包一市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。从国家层面看，我们的动员能力无疑是出色的，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。但从市域治理层面看，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以疫情输出地的人员排查为例，这是控制疫情蔓延的前提要件。但从市域的实际表现看，显然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。其根源在于社会动员广泛性、深入性、有效性不够，一定程度上拖延了疫情防控。

　　三是社会危机的心理干预能力。在重大灾害面前，往往产生很多社会心理问题，比如，恐慌心理导致的茫然无措，谣言满天飞；较长时间隔离衍生的烦躁情绪；对疫情输出地人员的歧视心理；因为家人、朋友感染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等等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心理干预跟不上，是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教训。我们必须补课，建立专业心理干预队伍迫在眉睫，建章立制更是题中之义。

　　四是信息公开机制。信息公开、透明是市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。武汉疫情蔓延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以后，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导致预警机制失灵，群众疏于防范，造成大面积的传染。公众拥有知情权是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，靠隐瞒信息蒙蔽公众的做法越来越难以行得通。市域的决策者必须高度重视公众的知情权，没有知情权，何来参与？就本次疫情的信息公开看，整体表现是好的，受到国际上肯定。但从个别城市疫情发布的细节看，透明度存在明显差别。

　　五是数字技术运用能力。在信息化时代，云计算、AI技术、大数据等成为市域治理的工具和有力帮手。比如，武汉500万人去了哪里，运用大数据分析，结果一目了然，为科学应对疫情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智能化或者数字化。我们欣喜看到，这次疫情应对，进一步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。不见面审批、服务、网上疾病诊断、不见面签订项目合同等创新实例纷纷涌现，展示了数字技术的威力。在5G时代，万物互联使我们有条件快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。政府要出台政策，积极鼓励，强力推进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中共青岛市委党校）